红四方面军在其鼎盛时期，兵力一度超过中央红军，曾达到八万人之众，若加上随行的后勤人员，人数超过十万。这样庞大的队伍，使其在人民军队初期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结构也颇具特色：徐向前虽然被普遍视为军事主官，但在战略决策方面，张国焘作为“主席”仍然高居一席；陈昌浩担任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其在军中的实际影响力几乎与徐向前平分秋色。这三位人物无疑是军中重要的“大佬”，然而在红四方面军内，还有一位干部，其职务无论在党内还是军队中，都凌驾于“副总指挥”王树声之上，堪称真正的第四号人物。

这位将领名为周纯全，建国后他被评为开国上将，具有颇为波折的军政经历。用“大起大落”来形容他的生涯再恰当不过。周纯全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后，王树声还未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二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从客观角度来说，周纯全才是真正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号人物”，其影响力几乎接近徐向前和陈昌浩。由于红四方面军常年远离中央苏区，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显得极为独特。

从资历和贡献来看，1935年时，周纯全似乎并不具备足够的资历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一重要职务。那么，他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呢？这主要源于中央红军在长征，尤其是湘江战役之后，战力大幅削弱，相较之下，红四方面军却保持了相对强大的实力，这为周纯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周纯全被红四方面军的高层看中，而张国焘则出于对极大权力的渴望，力图掌控整个红军的领导权。

经过一番权力斗争后，中央最终为保持队伍团结作出妥协，决定让一些出身四方面军的张氏亲信将领得到晋升。周纯全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含金量也因而成为争议的焦点。与此同时，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周纯全当时是重要的政治干部，他掌握着四方面军内不可忽视的权力。随着中央的正式任命，他的地位和声望达到了顶峰，不仅成为四方面军的“4号人物”，而且其影响力扩展至整个红军。

然而，好景不长，自1935年起，周纯全逐渐走向了低谷。尤其在全面抗战期间，周纯全鲜少有机会亲自参与前线战斗，他更多的任务是负责后方的军事教育和干部培养。面对这一安排，周纯全表现出了较为淡定的态度，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

那么，为什么周纯全的命运会发生如此反转呢？实际上，在红军后期，张国焘因“夺权”行为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他公然与中央决裂，最终逃离陕北，沦为投靠蒋介石的叛徒。周纯全与张国焘有着紧密的联系，曾为其出谋划策，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除此之外，周纯全在一些历史事件中也确实犯过错误，尤其是在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牺牲一事中，他的错误行为直接导致了程训宣的早逝，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周纯全还曾在执行张国焘的指示时，打压了不少军中优秀的干部。这些错误和问题在陕北时也引起了他对自己行为的深刻反思，并因此受到降职处理。

当然，这些问题不能掩盖周纯全的积极贡献，特别是在政工管理方面，他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对四方面军的迅速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周纯全还以身作则，勇猛异常，常常亲自冲锋陷阵，甚至因此在战斗中受伤并致使眼睛受损。这些事迹为他赢得了不少尊敬，因此评价他时不能只盯着一些过错不放，总体来看，周纯全的贡献远远大于过失。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周纯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彭德怀却为他的军事生涯带来了转机。彭总看中周纯全的才能与后勤经验，特意提拔他担任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周纯全在此岗位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确保了战争期间物资的供应，这项贡献得到了认可和高度评价。彭德怀对周纯全的表现十分满意，在1955年军衔授予之前，甚至将其列入了“十五大将”的备选名单。虽然最终周纯全未能入选为大将，但他仍被授予了开国上将的荣誉，象征着极高的认可。

1985年7月，年逾八十的周纯全在北京结束了他那曲折且充满波折的一生，成为历史的过客。